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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谈“归根(1)：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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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

小片1[留学美国]

1945年9月，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杨振宁和20几位中国留学生到达美国纽约。

曾涛：在中国上了23年的、经过了23年，突然到美国去读大学了，上研究生了，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自己就体会到这样一个很深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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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这是所有的中国的留学生都有的印象，就是觉得美国人很热情，那么也很客气，假如碰你一下他就说是对不起，那么你随便给他做什么事情他就说Thankyou，可是再过几个礼拜就发现了这只是很表面的，就是美国人好像不容易跟你发生一个比较深入的关系，那么这个我想一两年以后所有的留学生都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个美国的人际关系跟中国的人际关系不一样，这个我想与我刚才所讲的是有关系，就是中国对于人际关系的永久性在很小的时候就灌注在这个小孩儿的脑子里头，到了美国发现他整个的人际关系不是建筑在这种关系上，所以很多我想去了一两年的中国的留学生，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觉得好像美国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太冷淡，这个我想是整个社会不一样的地方。

小片2[与大师的交往]

1946年，杨振宁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是因为他仰慕的物理学大师费米在这里执教。

曾涛：我知道您曾经在中国当学生的时候，那么对当时世界上的一些科学的大师，比如说爱因斯坦还有费米等等，很多人都是很敬佩的，而当您到了美国之后就真正和他们接触上了，在很多人来看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您在跟这些大师接触上之后，您对他们哪一位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杨振宁：我最熟悉的当然是费尔米，因为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我曾经说他这个最使得所有的人佩服的地方，就是他是两个脚站在地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绝对可靠的。他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是不随便讲上光材料的，是都是有很重要的根据的，那么他这个学问也是这样子的，凡是他做过这个东西呢，这里头最重要的精华的东西呢，你可以保证都已经建立了，这是他的特点，他不幸是53岁的时候就得食管癌过去了。

那么我还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呢，是爱德华·泰勒。我跟泰勒念书的时候，泰勒将将40岁的样子，还不到40岁，他最近过去的，他90几岁最近过去的，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有名，不过没有后来有名，他后来有名是因为他变成了所谓的氢气弹之父。他有个特点跟费尔米相反，就是他这个主意非常之多，那么我曾经说，泰勒大概一天平均有十个新的主意，其中九个半都是错的，不过在物理研究里头你每天有半个不错的就是很了不起了。那么他还有个特点是我跟他相处了很短的时候就了解到了，他跟中国的传统完全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是说你不要乱讲，你这个东西还没想清楚你不要去到处讲。他不然，他主意非常多，而且他愿意跟人讨论，所以你走到走廊那儿他就抓住你，我对于这个分子今天有新的了解，然后他就跟你讲一下子，那么你如果不同意他的话，他也不在乎，而且呢他很愿意接受，假如你有一个正确的批评，然后他就可能跟你再讨论下去就可能写出来一篇有意义的文章。这个而且我还记得他常常讲的一句话,这也是跟中国传统相反的,他常常说,比如说他问你在做的研究工作做的怎么样了,他说(英文),你是不是现在做得很高兴,但中国的话念书是叫十年寒窗的,是在苦苦的念,他不是,他思想非常活跃,很高兴讨论,所以他的这个心态是在一个发扬的方向,这个我想与传统有关系,与他的个性有关系。总而言之我在芝加哥大学，在费尔米跟泰勒那个地方学到很多的东西，不过我曾经讲我在学习的过程里头除了小时候以外，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在西南联大的，一个是在芝加哥，这两个过程对我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一个过程里头呢是照中国从前的办法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学的非常瓷实，比我同时代的美国同学学的瓷实，然后在这个根基上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发现他们不讲究这个，他们所讲究的是当时还没怎么弄懂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特别注意，那么特别去整天在那儿想，那么这个呢给了我一个新的教训，那么我非常幸运呢就是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小片3[从实验物理到理论物理]

杨振宁在费米的指导下，已开始希望在实验物理方面进行研究。经费米介绍，杨振宁来到艾力逊实验室从事加速器的实验工作。

但是他用加速器所做的试验却不成功，在泰勒的建议下，杨振宁转向理论物理研究。

曾涛：我看到您在芝加哥大学的回忆当中，有一段是特别有意思的,您说当时在爱里森的实验室里面有一个笑话,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杨振宁：对,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去美国的路上,我自己想我要去念什么呢,那么我知道我在联大念的理论的东西很好,我又知道物理最后的最后是要做试验的,要不然你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而我基本没有试验的经验,所以我说我到那儿去得要做一个试验的论文。那么后来我就到一个叫Allison的实验室里头,到了实验室里头才发现,第一我发现我从前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呢美国的同学都是最简单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动手,我都不会弄,所以这个是很不行,而且后来发现比这个更困难的是原来这个有许多事情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讲不出来的学习的方法,所以我说比如说是有一些电子的仪器,这电子仪器当时很复杂,可是又做得不好,所以常常就坏了,坏了以后怎么办呢,于是我就把图纸拿出来去研究,我发现我那些同做试验的同学,他们踢了一脚就好了,所以我也来踢一脚没用处,这个就是做试验的人他有一个,别说是我们机器上要漏气,要到漏气的地方,我从来找不着,弄两三个钟头还找不着在哪儿,但是我那个叫做模切机(英文)的,他说在这个地方果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呢,他也讲不出来是什么,那我想这个就是有些人手巧,他这个还不止是手巧,他对于一个试验的设备,他掌握的程度跟我不一样,所以就有刚才所讲的那个故事,不过他们对我都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习题,我可以帮他们做好习题做的很快,而且做得很好。

我说那个18个月,20个月在实验室的生活对我有没有用处呢,很有用处,这在那一阵子我所做的50年代我做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个代表我那十几个月在(英文)的实验室里头并没有白费。

小片4[恋爱]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世界著名的数理圣地，集中着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学者。

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时就在这里。

(《诺贝尔世纪》中爱因斯坦的活动影像，VCD中的杨振宁谈爱因斯坦)

1949年，杨振宁申请到这里进行研究。一年后，所长奥本海默给他继续研究五年的机会，一次美丽的邂逅，却使他在这里一呆就是17年。

曾涛：我看到您在50年的时候当时决定接受奥本海默的建议就留在普林斯顿，是这样吗？50年的时候。

杨振宁：是，我是1949年,我是1948年得博士学位,然后芝加哥大学留我在那儿叫做教员,一年以后我申请到普林斯顿。为什么我想要去呢？因为我知道我在芝加哥学了很多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方向在理论物理学里头，叫做重整化,(英文),而芝加哥大学没有人在做重整化的东西,而重整化的东西当时做的最热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普林斯顿,所以我就去申请,那么很快的奥本海默他是,(英文),就同意我可以去一年,那么我告诉了费米,告诉了泰勒,他们说这个很好,不过费米跟我说你只应该去一年,因为他说那个地方的东西太抽象,他说这像是中古的修道院,那么我当然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么所以我就去了普林斯顿，在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差不多还不到一年,大概半年多以后,费米就给了我邀请,要我回去芝加哥，奥本海默说是他要留我,再留五年,那么普林斯顿当时是做理论物理最活跃的地方,所以你要问在普林斯顿对于做理论物理,从学术的立场上讲起来比较好,可是在芝加哥有两个好处就是学校的位置比研究所的位置稳,长期讲起来稳定。不过最后我决定留在普林斯顿，是因为那时候,1949年我去了,1949年秋天我去了普林斯顿，几个月以后在圣诞节的假日,我在一个饭店里头看见了杜致礼,杜致礼是我从前在联大附中教书的时候学生之一,那么所以后来我们香港的话叫拍拖,在大陆现在date叫什么?

曾涛：叫谈恋爱,约会。

杨振宁：叫什么<垫片/p>

曾涛：约会。

杨振宁：约会,那个时候正是我要追求date的时候,所以就在1950年的春天我得做决定。那么当然普林斯顿离纽约很近,她在纽约念书,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留在普林斯顿。这个我想也是我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那年到8月里头结婚的。

杜致礼是著名将领杜聿明的女儿，婚后，他们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段美好岁月，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小片5[诺贝尔奖]

1957年，是中国人在人类近代科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首次有两位中国科学家，以革命性的深邃理论成就，获得了在世界科学上有至高地位的诺贝尔物理奖，而且到现在为止，这也是诺贝尔奖正式记录中，仅有的两位登记为中国国籍的得主。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名字从此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

曾涛：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栏目转播了诺贝尔奖的百年盛典,正好是100周年的时候,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57年度的物理学奖的获奖,就是您当年获奖的成果和它最后获奖的时间特别短,因为诺贝尔奖一般可能会需要几十年以后这个成果才会发奖,那么只有一年的时间,那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快获奖？

杨振宁：是这样,不错,我的印象我当然没去调查过,恐怕,因为诺贝尔奖给传感器的输出信号都是非常微弱的的时候一定要是有发表了的文章,我们得奖的那个文章是1956年10月1号发表的,结果在第二年,57年的1月,吴健雄他们宣称他们证实了我们所提出来的宇称不守恒,所以这个时间是三个月,然后又过了9个月,到1957年10月底他们就宣称给李政道跟我诺贝尔奖,这个之间距离是很短了,我想这是破纪录的,而且我想到现在这个纪录还没有被打破过,我不敢讲我这句话一定是对,到那个时候为止是空前的,那个以后是不是有更短的我不知道,不过有的话也是很少有的,那么你问出为什么缘故,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第一宇称不守恒是当时大家都很难相信的,因为受很是比较对称的,大家自然而然就觉得是更喜欢对称的,可是还不止这个,因为在那以前所有的试验都是对称对称对称,我们的提议是说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也不是小的,在一个很弱的情形之下它不对称了,这个好像讲不出道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外交、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理来,为什么要不对称呢,觉得自然界不会有这种稀奇的现象,这个是所有的人当时都有这个想法,包括我们,我们所以是大胆的提出这个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叫做(英文)谜,那个谜大家都不懂,所以历练套跟我去研究了一下,觉得好像假如是宇称不守恒在弱相互作用里头就可以解释这个谜,我们不相信这个一定是真正的解释,因为我们也跟别人一样,觉得宇称应该是守恒的,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应该去研究,而且大家以为过去已经有实验证明宇称是守恒的,那些想法是不对的,这是我们真正的贡献,就是我们的贡献是说大家想当然觉得宇称应该守恒,而且这个事已经有试验的根据,这一点我们的文章指出来是错误的,所以就是说宇称在弱相互作用守恒。我们指出来是当时没有试验的根据,所以应该做试验,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四五种试验,那么结果吴建雄做出来试验做出其中的一种,他这一做出这一种以后,哇一下子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大家都去做剩下的那些种,所以就发现所有的这些弱相互作用不是一种,很多种,都是宇称不守恒,这个就是等于把它不是物理的一种试验,是很多方向的东西全面的要重新来估价,这个事所以当时震惊,所以你要说是50年代,最在基础物理学里头最震惊的贡献恐怕就是那个,所以很显然,到了那代,到了10月他们开会的时候就觉得要给这个,所以当时并不觉得稀奇,就是那个事确实是振动了整个物理学的一个发现,很多人本来做别的试验,都放弃了,赶快也都来做这个宇称不守恒,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几十个试验都做出来了。

小片7[吴健雄]

为杨振宁李政道的质疑理论提供实验依据的，是另一位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

在华盛顿的国家标准局，吴健雄和那里的科学家于1957年1月完成这个著名的实验。宣告宇称定律已经死亡。

1月15日，杨振宁给正在度假的奥本海默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这一结果。奥本海默回电“走出门了。”物理学家终于走出了困扰他们的黑屋子。

美国媒体大篇幅报道这一科学上革命性发现的三位中国科学家。但是，吴健雄没有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却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至今未解之谜。

曾涛：当时吴建雄教授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快的时间之内迅速就把这个试验做成了？

杨振宁：这是这样,是吴建雄的试验并不那么快,做了,从开始到做出来半年的样子,是这个他后来有些描述,因为那个时候一个试验要做半年已经是一个复杂的试验了。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实验室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动不动做好几年的试验,在100年前试验通常就是一两天的,到了50年代的话,做半年的试验已经算是比较复杂的了,那么所以这个吴建雄大家都认为他们那次应该给他,也给他诺贝尔奖金,为什么没给到现在并没懂。再过三年,到2007年就是1957年以后50年了,那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有一个规定,说是一个奖给了以后50年,他那个时候讨论的经过记录可以,研究科学史的人可以调查,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们那一年没有给吴建雄,吴建雄我曾经说他的厉害的地方有两点,一点这个试验相当难,是用了两个从前没有合在一起的技术,他把它合在一起做了,那么第二个呢是大家都以为这个试验做出来以后一定是宇称守恒,就好像没什么特别惊人的地方,而又不那么简单,所以大家就不肯做。我说吴建雄独具慧眼,就看出来了。他也相信做出来以后宇称是守恒的,可是他认为即使是守恒的,既然从前没有做过试验,而物理里头重要的定律必须以有试验来做最后的根据,所以这个试验还是值得做的,这是他过人的地方,结果是出其不意的,是出所有人的意外,包括我们,包括吴建雄自己是一个振动整个物理学界的一个结果。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美中不足就是美国没给他诺贝尔奖。

曾涛：杨先生,您今天还能够给我们讲述一下,就是当时您得知到就是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当时的情景吗？

杨振宁：是这样,当时是10月底,1957年10月底,忽然瑞典一个从纽约打来,我也并不认识他,他说他要到(英文)来访问我,要到我家里头,把我太太跟我,那时候我唯一有一个孩子,给我们照相,就约好了说好,我跟我太太存在‘躲猫猫’现象就猜想这个可能与诺贝尔奖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诺贝尔奖是瑞典人搞的,当然并不准知道,后来他来了,他给我们照了相,那个相片我还有,结果我就问他,他说是他听说我跟李政道可能得诺贝尔奖,他也去照了李连道他们,所以等到后来公布我们得奖那一天,立刻报纸上都登出来了,因为他已经预先照了照片,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以前都是这样的办法,就是他们奖金委员会讨论,基本已经达到最后的决定,不过还没有最后投票,于是就告诉了,然后呢所以准备,然后呢他们,因为最后要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投票,等到投票的时候是给这几个人以后,他们赶快就登出来,后来有人指出来说这样不好,因为假如皇家科学院否决掉了,把这个消息已经露出去了,所以他们就说是告诉了他们,可是不准他们泄露,就是告诉了,是这样,后来就发生一个现象,是有些报纸的还没有投票的时候他就给登出来了,这当然是不好,所以于是就警告他们了,我可以告诉你,对你将来有方便,可是在没有投票以前你不可以登出来,然后就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呢,他们就把那个现象露到南美洲去,然后南美洲的一个报纸就登出来了,然后瑞典的报纸上就说南美洲的某某报纸上登着,这就是所谓的外销转内销还是什么,所以最后呢他们改了,近年来呢他们现在完全改了,他不告诉,投票,投票完了以后立刻公布,所以现在得奖的人都是临时,假如那人在美国的话,因为瑞典中午的时候美国还是在清早,常常是一清早得到一个,说是你得到诺贝尔奖了,不过我们那是有好几天,预先就猜想到是怎么回事了。

曾涛：当您得知到这个消息之后,自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杨振宁：你也可以说因为那年在1957年1月的时候,李政道跟我都知道我们这个工作极为重要,所以是说要迟早要得到诺贝尔奖金我想是大家都认为是必然的事情,有没有一点惊讶的地方呢,有一点,就是来得那么快我们并没想到,因为一般要一两年的时候,尤其是诺贝尔奖的提名是2月1号截止,吴建雄他们宣称他们做出来宇称不守恒是1月中,所以中间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个很可能并没有被人提名,所以为何这么快，是谁提名的，当时都不知道,这要到2007年的时候才知道

小片8[诺贝尔奖宴会上的讲话]

1957年12月10日，在颁发诺贝尔奖的祝贺宴会上，杨振宁发表了一篇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讲话。

“今天我站在这儿向你们叙述”

曾涛：我那天在书里面看到了您在诺贝尔的颁奖的典礼上的发言,那么这段发言我觉得看完之后非常的震撼。我非常想知道当时写这样一个发言稿的时候,您想到会站到诺贝尔颁奖的典礼上对全世界说您要讲的话,当时您是怎么样来考虑这样一个讲稿？

杨振宁：我觉得那个里头讲的几句话是第一是真心话,第二是我觉得讲的很好,因为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理状态,而且你也许知道我后来在香港有个电视台访问我,不是电视台,无线电台问我说是杨教授,您觉得你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说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这个与我在1957年所讲的话是有同一个道理。换句话说就是站在诺贝尔得奖的那个典礼上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到得奖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正因为我想我曾经经受过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的沉沦的状态,通过我自己的经验,通过我父亲母亲的经验,感觉到很深,所以我完全了解到当时这个典礼有远远超出去我个人的意义,我想这个与我今天回来,定居在清华也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这个我这一生很多的事情,好像在每一个转折的点的话都促使我走到了一个方向,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这个状态。我有时采煤机候在看你刚才讲的我那个演讲,我觉得有几句话是写的还不坏的,就是我那几句话讲的确实是我当时非常深的,而且是长远的感受。

杨振宁谈“归根(2)：